“它那么淘气但是又如此孤独”，大卫猿独自辗转于世界各地，“唐突”地出现在不同角落，坐在立交桥俯瞰都市里的来往车辆，于落日时分触摸天际星辰，再或者和鸟儿一起嬉戏。这个憨态可掬的猩猩形象在设计师兼艺术家袁泽铭手中塑造成形，他把这样的“小手段”称之为“自己的虚拟现实”。

在世界各地顺手拍下的场景中放入大卫猿，用仿佛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第三视角审视这份触动人心的瞬间，此时，视觉带给人心弦上的波动往往难以用文字复刻下来，袁泽铭的真正工作就是将引发情绪的素材转化成沟通的道具，用它来和接受者共鸣。

“消费者情绪规划师”大概是他最乐于承认的称呼，设计师出身的他善于通过设计来规划情绪，像此前在为伦敦奥运会设计徽章时，他通过调查得知英国人最喜欢的20种宠物狗，使本来对奥运会热情不高的英国民众对奥运会产生兴趣。

而为某位中国驻外大使赠与对方皇室设计的礼物则从赠予方和接收方两方面考虑，从重量、大小、寓意等等方面勾勒出礼物中洋溢的情感；北京太古里的地标大猩猩MR.DAVYUAN 002就凭借独特的造型与周围的人群互动来进行情绪上的触碰。

因此，袁泽铭的每一次挥笔或肆意随性或精心雕琢，在呈现出的视觉效果中皆蕴含着自我的“语言”。不同材质上闪动着的语言就从他的工作室中流淌而出。

工作室不大，干净明亮的空间与简洁的黑白色家具带来的是舒适的氛围，整齐摆放的MR.DAVYUAN 002和随意放置的手稿将作品的起始和最终呈现毫无保留地曝露在白织灯下。RS将在这间工作室里寻找袁泽铭的创作、生活以及更深处的情绪。

RS：什么原因促使你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袁泽铭：之前十几年的工作都是替他人表达想法，后来在伦敦工作时，有一天在泰晤士河边散步且十分想家，于是抬头闭眼看太阳，眼睛里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图像，在情绪驱动下就特别想要一只表盘是那样子的腕表。当时找遍世界都没有中意的，作为一个设计师，这事儿属实忍无可忍，索性独立出来成立品牌做自己想要的腕表，自我表达的欲望促使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RS：在你的工作室中最必不可少的是哪一部分？最爱的又是哪一部分？

袁泽铭：最必不可少和最爱的就是速写本，可以把一些零散的情绪和灵感迅速记录下来，这些琐碎的记忆又陆陆续续的转变成作品。

RS：你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以你的角度描述下你的工作环境吧。

袁泽铭：我曾经幻想自己的工作室是个咖啡馆，我和同事都可以用非常放松惬意的状态融入其中，当然也非常欢迎朋友们到访，在陈列了众多成品与半成品的场域里畅所欲言或者精神碰撞，这是件很爽的事情。我目前的工作状态一部分用来阅读，一部分进行各种尝试，还有一小部分用来会客以及吃吃喝喝。

RS：大卫猿及其他作品是如何在你的工作室内诞生的？

袁泽铭：我会将这些形象的原始灵感落于纸面，并且不断重复地画几百个看起来很相似的图案，这几百个图案是这个形象的演化过程，就好像猿到人的转变。有的形象最后落地的样子与最初灵感很相似，有的则大不相同，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手稿定稿后，再交给团队进行3D化处理以及其它素材的完善。

RS：是什么启发你设计大卫猿这个形象，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它诞生背后的故事吗？

袁泽铭：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的基因重合率最高能够达到98%，这个物种的情绪方式跟我们人类如此相似，但却永远无法与人类沟通无间，所以猩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永不磨灭且若近若远的距离感。

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距离感，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导致了误解，一方面体现了落差。但落差才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只有存在落差，人类才有互相追逐进步的可能性。而我是对这种“永不磨灭且若近若远的距离感”着迷，代表这种距离感最精准的形象就是大猩猩。

RS：当你的MR.DAVYUAN 002在三里屯太古里出现时，与更多群众产生接触，你认为潮流艺术与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否更容易产生共鸣？

袁泽铭：我每次去太古里都会发现有小孩和猩猩合影互动，小女孩会依偎在猩猩的臂弯里拍照片，小男孩会跑过去踹一脚，一开始我觉得挺生气的，后来发现这是小男孩表达喜爱的一种方式，把它想象成了玩伴。

MR.DAVYUAN 002的形象是一个观察者，外观上减无可减的线条带来了高级感，留出想象空间。简单的线条也更容易形成符号图像。世界上简单的形象很多，要既简单又被人记住需要很多微妙的权衡。共鸣取决于艺术家与目标人群的匹配度，因为不同的艺术主张面对的是不同知识结构和审美习惯的人群，并不是任何一件作品会对所有人起作用。

RS：你如何描述潮流艺术？

袁泽铭：我自己的理解是，有时效性的社会价值，时效性指的是每个时代人们获取幸福感，和获取兴奋感的方式特别不一样。社会价值的体现则上到一个国家的安定，下到一个人内心的安宁，都叫社会价值。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让接触到我IP形象的人们，内心更加愉悦安宁点吧。

RS：你认为艺术作品需要更贴近大众吗？

袁泽铭：我认为这个话题要拉回到“人”这个本质概念，人是有情趣，有情感，有主张，有见解，有信仰，有探索欲的，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被抒发的形式，这个形式被我视之为“艺术”。那么既然艺术来自于人性，是否要“贴近大众”可能并不需要艺术家刻意考虑，而是尽量做到忠于内心的表达，基于此得出的作品，就是你的“大众”。

RS：从设计师到艺术家，创作思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更倾向哪一种身份？

袁泽铭：在设计师阶段，我就不认为设计师可以按照门类划分，不同阶段做的事情不同，只要你有独立成熟的设计主张，做的事情就都成立。因为设计除了满足功能性之外，全部都是消费心理学的感官呈现。我用的是感官呈现，而不是视觉呈现，因为在对待一个设计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关注看上去如何，还会关注听觉，嗅觉，触觉，温度，阻尼感，节奏感等很多视觉之外的因素。

做设计师时是在替“甲方”与人心对话，做艺术家时是在替自己与人心对话，本质上也没什么差别，所以我不太在意自己到底被称之为设计师还是艺术家。

RS：你与不同对象合作的时候，所面临的群体也不一样，比如你和迷笛音乐节，你如何去满足不同对象的情绪？

袁泽铭：迷笛那会给他们想了个概念：拥抱与独立，用最具创造力的右手拥抱对方的后背，用靠近心脏的左手保持自然下垂，我们把这个动作命名为迷笛拥抱。当时还做了一件T恤，对方用迷笛拥抱的方式拥抱你，他的手会跟你后背衣服上的猩猩手的图案重合。这就是IP跟品牌有积极合作产生的能量，它和硬贴不一样。发掘对方的核心利益点以及独特的与消费者的接触方式，并基于我自己的主张进行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的贴标和生搬硬凑，这样得出的结果往往感染力就会很强。

RS：你常用不同的“语言”去诠释和规划作品附带的情绪状态，触发这种方式的源头是什么样的想法？

袁泽铭：我自己其实是“淘气”的，淘气体现在乐于尝试，努力做更多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并且会珍视并定格尝试过程中的意外之喜，可能是笔触，可能是质感，可能是叙事方式。这些就是我满满积累的“语言”。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去呵护人们的心，跟人们的内心去开玩笑，来些小互动，带来抚慰的小恶作剧，这些其实都能够让人们内心稍微愉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