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录片《绝不松开我的拳头》里,人们透过导演王水泊的镜头,看到了生命之饼、不羁的武汉朋克,和由底层生活构筑出的“背面”;在更广阔的华语摇滚乐坛中,达达乐队同时在诉说着武汉的明朗……但武汉绝不仅有这些声音。

#他们在武汉玩乐队

过去的,与当前的

武汉的冬天向来是出了名的阴冷。在二月份的某个下午,我们一群人穿过临江大道辅路,走上⻓江大桥,开始海皮威尔乐队的拍摄。

因为天气原因,建筑和人被蒙上一层阴影,潮湿的气流似乎想挤进衣服的每个缝隙,⻜驰而过的高铁摩擦钢轨,沿着江面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与广场上的汉剧搅在一起,成为了诡异而又和谐的背景音乐。

拍完之后,乐队主创梁家满找到在桥上营业三十多年的照相馆,付了25块钱,和队友照了张游客照作为留念。这是本次“武汉乐队”专题的最后一次采访和记录,回过头看,那天的情境似乎给了这趟行程一个潦草的总结。

两根烟的时间过去,拿到了带着塑胶纸的照片,大家点头,“嗯,是有90年代那个味儿。”

上个世纪90年代,对于武汉的独立音乐场景来说无疑是一个开端,四支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带着他们自己灌录的小样开始巡演——这是“武汉乐队”第一次,在公众视野中以“群像”的方式亮相。以至于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提起武汉,提起武汉乐队,第一个浮现在脑海的词就是“朋克”。 生命之饼的主唱吴维说,“Punk City”只是《大武汉》里的一句歌词,关于他对这座城市的美好想象,回到现实,他认为另一首《Wuhan Prison》更贴切真实的武汉印象,天气是阴沉的,街道拥挤不堪,脏乱差的表象下,充斥着码头文化的圈子义气。

生命之饼乐队(图片由生命之饼乐队提供)

Wuhan Prison不仅是一首歌,也是一个朋克酒吧的名字,最早由吴维发起。从开张到现在,这个不足100平米的空间内,举办了超过千余次演出,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和音乐爱好者们。 

许多付不起场地租金的新乐队,在这里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现场;外地乐队在VOX演完出,几乎都会到Wuhan Prison喝酒,就着路边的烧烤摊子和三好超市的廉价香烟,在瞬间的恍惚中结束武汉的夜晚;来自泛鲁磨路的大学生,在这里遇到了教室与宿舍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得以宣泄⻘春期过剩的热情。

Wuhan Prison所在的鲁磨路,原本就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随着时间推移,它连接起地大、华科两所高校,和当年光谷地区最繁华的商场“光谷世界城”,周边高楼林立,鲁磨路经过拆拆补补,属于它的街道景观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街边便利店、宵夜档、霓虹灯牌、酒吧、游戏厅,本地人、学生、外码、乐手、商贩,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模糊了固有秩序和单一社会阶层,反倒让人际关系变得亲密起来——这是武汉“市井”的一面。

(左图:Wuhan Prison 酒吧)

如果要从音乐里寻找武汉的市井,白纸扇(hardcore raver in tears)乐队的前身AV大久保绝对是一个彻底的⻅证。

2006年,陆炎在武汉组建了AV大久保乐队,并在成立两年后发布了首张专辑《大时代》,这张专辑的灵感源于他们在武汉经历的生活,其中有不少歌使用了武汉方言,当郁躁的鼓点配上歇斯底里的人声,它所带来的震颤和这个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猛烈如出一辙,然而歌词却是幽默的。

相比前期的武汉乐队,AV大久保似乎用娱乐性消解掉了那层一针⻅血的“严肃”——它不再旗帜鲜明,却仍抱有深刻的怀疑意识。武汉的独立音乐在这个时期逐渐呈现出多元景观,过去好像显得无足轻重,场景正在往更广阔的方向铺开。

AV 大久保 / 白纸扇乐队(图片由 AV 大久保 / 白纸扇乐队提供)

2011年,徐波在武汉成立了Chinese Football乐队,玩笑似的乐队名中,有对American Football的致敬,也有对97一代国足记忆的调侃。

受Indie Rock浪潮影响,他们从成立起就践行着DIY(do it yourself)精神,音乐从创作到制作阶段,都由乐队成员把握,在推广阶段,依靠听众口口相传和独立音乐的地下网络传播,以此对资本运作的音乐市场做出回应。

和往期在武汉进入人们视野的摇滚乐不同,Chinese Football的音乐在听感上表现得更为悦耳和流畅,他们常常使用七和弦、九和弦——轻松的旋律混合略微潮湿的混响,就像东湖边吹过来的⻛,蒸腾起带着水渍的夏夜。

歌词里少有批判现实的意味,取而代之的,是描绘个人困惑以及成⻓过程中的失落与挣扎。某种程度上他们将表达的触⻆缩短了,锁定至自己的内心感想,音乐更像是一种分享情绪、寻找共鸣的出口,不再为输出观点服务。

Chinese Football还未成立时,让徐波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前后的时光,那会儿他还在玩一个朋克乐队,因为鼓声扰民,他和队友在南望山的一栋破旧公寓楼里租下排练室,排练室由多个乐队共同使用,大家排练,写歌,偶尔一起讨论创作进度,彼此保持着疏离又紧密的界限。

时任生命之饼乐队鼓手的朱宁,最早也是这栋楼里的一员。玩乐队的同时,因为苦于没有专业的演出环境,朱宁便开始尝试自办演出,开起了武汉第一个Live House,VOX。

开业6个月,举办120多场演出,因付不起房租最后被迫关门,2005年,VOX在鲁磨路东侧重新开张,并在2007年、2021年,先后搬迁至国光大厦二层和如今所在地光谷风情街。经历了十多年的打磨,VOX的舞台和音响设备变得更加专业完善,演出场次逐渐固定到每年200多场,这是本地乐队出发前往其他城市的第一个站点,也是其他城市乐队前来武汉巡演的首选场地。越来越多新鲜的声音,在这里被人们听见、传播出来。

而隶属于VOX旗下的厂牌“野生唱片”,起初是朱宁觉得“需要成立厂牌来推广更年轻一代的音乐”做下的决定。因为喜欢独立音乐,还在读大学的zoo酱选择进入VOX实习,一边倒腾起自己的乐队——浪味仙贝,乐队也在2018年正式签约野生唱片,发布了首张EP《东湖游泳》,在她看来,东湖承载了一个从小生活在内陆的人对海的憧憬,潜意识里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正如乐队简介里所写的,浪味仙贝的音乐是“在肮脏的城市制造出甜美旋律”,玩音乐的过程,似乎和“从嘈杂街道走向东湖岸边”带来的感受一样真实。

“记录当前状态下的真实”,在Silly Function乐队身上同样明显。

 远处的回声失去了吸引力,也许从来都和他们无关。他们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保持尊重与缄默,对发生在身边的一切予以共情,打了很久没能闯关的游戏,通勤路上的焦躁不安,好朋友离开武汉所感到的忧愁…这些都可以是创作的素材。

从《YOUTHLESS》到《缝隙》,时隔一年半发布的两张EP,在不同时空里印证着Silly Function对最初想法的坚定态度。 当诉诸于自然的心和平凡生活中的琐碎被唱出来,一种轻松的、带着怯意去面对失落的音乐,在武汉毫无防备地蔓延。

Silly Function的主唱王奕,也是香蕉周刊乐队的吉他手,就像主唱郭老师在乐队简介里流露出的个人偏好、乐队专辑封面所展现出的荒诞和恶趣味一样,香蕉周刊表达的是从一而终的审美,里面有Grunge音乐带来的最初感动,与童年时期观看香港电影留下的记忆碎片混合形成的某种怀旧意识, 通过听觉传递出来,试图抹掉一些现实的锐度。

 乐队在五年前正式固定成员,至今发过一张全⻓专辑。疫情后,原本的计划被打乱,成员生活阶段的改变让创作进程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停滞。

郭老师心中武汉乐队“⻩金时代”的尾巴在2015年,他描述当时的场景更让人振奋:武汉的每个大学里,至少有一支乐队能独立完成原创作品,VOX高校巡演启动,炸响了一片年轻乐队, 演出没有正规场地,舞台均由阶梯教室的讲台或露天足球场的看台搭建,大学生们争相上台,用几百块一把的吉他演奏他们理解的摇滚乐。
 那个时期,大家共同喜欢的乐队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大猫。
大猫是海皮威尔乐队的前身,2013年,梁家满和肥子在武汉音乐学院组建了大猫,制作具有舞曲元素的另类摇滚乐,两年后海皮威尔成立,在保留往期作品底色的同时,⻛格逐渐趋于前卫。

《PDFP》用非线性元素拼贴出的空旷氛围、后现代的叙事,触达到互联网语境下部分年轻人的趣味,为海皮威尔吸引了最早的乐迷——尽管很少,也挡不住他们写歌和演出的热情,成员们拿出生活费,尝试自办演出走完了国内10多个城市。 至于⻔票售罄,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2021年,海皮威尔参加一档综艺节目,许多乐迷喜欢上他们的音乐,一些不了解武汉的人也因此获得关于“武汉乐队”的最初印象,这段经历让海皮威尔进入到新的阶段,梁家满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在商业运作和个人创作之间做出平衡了。表演结束,人群散场,回到熟悉的环境里去,他们还是他们。

也有乐队对“乐队”本身没有执念,比如驚蟲,从成立到现在一直过着相对”地下“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选择玩乐队就是选择一个让碰撞出来的想法呈现的载体,希望能最大限度忠于主观,《P.L.C》《Elusive Magic》里的每首歌,都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自己所信任创作观念的极致追求。

至于乐队未来的发展,成员们都表示“现阶段把作品做好就可以,没去想那么远的事情”,吉他手春雷说,如果哪一天已经没有什么想说的了,专辑可能不会再发,乐队可能到此为止。

听起来似乎有些遗憾。我们为“不同的境遇让音乐变得不同”感到开心,同样会因此失落,每种艺术形式都面临着困境,从选择创作的第一天起大概就已经选择了和困境同行的生活,我们更应该感到开心的是,尽管“危险”可以被预料,总有人会毫不在乎地投入进去。 

说起现阶段的武汉乐队,包括受访乐队自身,一个稍显相同的看法是“热情都在”、“质量在变好”,但好像没有以前那股“冲劲”了。背后原因错综复杂,90一代人步入了后⻘春时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社会时钟,这消耗了他们一部分热情;社交媒体和资本将乐队塑造成符号融入到流行文化序列中,却没有解释完整。在如今的流行文化里,大部分人更热衷于符号表象,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活方式,摇滚乐/朋克的内在含义成了一个过时的、让人哑然失笑的词。

当然,还是有另外一种声音——从来都会变得更好,每一代人都在突破上一个时代的规则, 不需要为已经逝去的东⻄惋惜,接受当前最真实的状态就已经很朋克。

回顾二十多年里武汉这座城市的独立音乐,其实远远不止以上这些。相当多值得被记录的乐队、厂牌、Live House、推广者,因为时间和档期限制没能一一采访,确实是一件蛮遗憾的事情。

这并不影响他们的重要性,那些没能在场的声音和我们正听见的声音,在用不同的方式、同一种对理想主义的天真坚持,拓宽了“独立思考”这个短语的维度,在一条没那么多人走的路上,共同丰富着武汉的独立音乐和青年文化场景,各自生活着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Freetalk

我们和武汉的乐队聊了聊

“朋克”以及“朋克之城”

“朋克”是什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也许很好回答,在那个朋克音乐最兴盛的时候,三和弦的直给节奏配上一把不怎么样的琴,用热情代替技术,是最地道的朋克音乐;铆钉、皮衣,20 多岁的年轻人一边叫着“Fxxking The World”一边在酒醒后思考下顿饭该在哪里解决,就是最地道的朋克。

 但是现在,这个词的所指渐渐发生改变,固定释义的朋克早已变成了“薛定谔的朋克”。

 在国内,起码最近一段时间,很少有人会探讨“朋克”,在失去了上下文的环境里,凭空发起这样一场对话未免显得有些突⺎,但如果它发生在武汉,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变得相对合理。 

在大众媒体的叙事里,武汉是“City Of Punk”,武汉最早走出来的乐队,玩的是朋克音乐,沿江而兴的武汉,从存在开始就带着“不服周”的基因。以上种种,倒也符合人们对朋克的印象。

当对武汉的想象贴合了被概括出来的实景,印象会因此更真实,还是会更刻板?带着关于这个话题所能想到的问题,我们去和武汉的乐队们聊了聊。

01 你眼中的“朋克”是什么“朋克”?

纵观海皮威尔的音乐,似乎是个和朋克沾不上边的乐队,最早⻛格偏电子舞曲,接着加入了前卫摇滚、新迷幻元素,乐队成员觉得朋克音乐和海皮威尔想表达的内容不是一个方向,但私底下还是会听,比如他们非常喜欢的AV大久保。

 简单来讲喜欢带劲的音乐,这和最初建立的音乐审美有关。关于“朋克”这个词,梁家满的理解比较“原教旨主义”,即它的词根所表现的“废人”、世俗意义上被认定是“失败”的边缘者,从这个⻆度来看, 武汉的每条街上都至少有一个朋克。

 Chinese Football认为自己的音乐呈现出来是Indie Rock,但⻣子里可能是朋克,徐波直言从小爱听朋克音乐,在创作习惯上多少会受到影响,但他不把“朋克”当成对一个人的指称,朋克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什么?他的理解是坚持DIY(do it yourself)。

DIY反映到音乐生产层面,即“对作品尽可能地负全责”,具体体现为,从创作音乐到制作音乐,全都由乐队成员把控,确保想输出的内容不失真;在音乐推广层面,则依靠听众口口相传,和涵盖Live House、乐迷群体、独立唱片店、独立音乐媒体的地下网络传播,从而回避太过商业化、资本化的运作。

Silly Function赞同DIY与朋克之间的联系,至于“朋克精神”,他们却觉得“挺无所谓的”,王奕说他不会去彰显“要成为一个朋克”这样的事,因为没办法离开城市生活,现实是,没活在那个特定年代(国内或国外)的一代人,不可能对朋克有真正的体会。

虽然看过一些与朋克有关的电影和纪录片,这些文化摄入对Silly Function的音乐影响甚微。

02 “朋克乐队”讲朋克

武汉老牌朋克乐队生命之饼,成员更迭数次,作品从早期的原型朋克过渡到现在的凯尔特朋克, 始终没有脱离“朋克音乐”的范畴。

吴维不喜欢别人说他“坚持、热爱朋克”,“坚持”这个词流露出一种勉强,玩乐队是保持思考的过程,已经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享受其中,只是想说的话能通过“朋克音乐”这个方式表达,或许谈不上热爱。比如写歌词,比如每次演出在台上发言,总归会对当下的社会事件表达个人观点。

在早期,吴维自称“裸体朋克”,裸体朋克就是没钱、没房、没⻋的人,回忆当时的自己和身边的人,有一种至今看来仍然珍贵的特质,一种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江湖任我闯的天真。然而对于某些惋惜这个时期的声音,他觉得大可不必,场景不需要重演,朋克集体也不该有。 

换句话说,每个人能个体审视和做好自己的事,就已经够了。

当前武汉在玩“朋克音乐”的乐队,可能两个指头就能数清。

2017年成立的脑脑死乐队,在发布一张同名专辑后,宣告暂停,几乎是原本的全体成员组成了裸体午餐乐队,相比脑脑死,裸体午餐是他们这段时间更想做的东⻄。

主唱江大桥谈起乐队,最希望达到的状态是“赤裸”,某种程度上像个孩子一样。吉他手大熊的想法则更加简单,朋克音乐、摇滚乐确实能让人开心,这并非他个人加入乐队的理由,他的理由是,认识了江大桥后才决定做朋克乐队,这件事对他很重要。

 成员们对朋克的理解,从之前的模糊概念变成了一种十分具体的状态——外在的东⻄Always mean no thing,朋克像是一种自我感知。朋克被符号化带来的最坏结果是“以朋克为旗帜反叛某种权威,其实是在去要求一个更好的权威”,这和朋克精神是背离的,同样是危险的。

03 “朋克之城”哪里朋克?

“不舒服,不怎么舒服”。

 海皮威尔乐队对武汉被外界称为“朋克之城”这件事表达了质疑,他们搞不清楚“朋克之城”到底是说这个城市“朋克音乐”多,还是这个城市有很多“朋克”,如果是以上两点,那就显得相当糟糕。

 如果说的是环境,他们可能会举双手赞同,梁家满认为,武汉有一种魔力,能让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不舒服”的,热的时候是最不舒服的热,冷的时候是最不舒服的冷,说这句话时,他已经重感冒一周了。

吉他手肥子把在武汉的生活形容为一种“闯关”,海皮威尔乐队全员都不是武汉人,因为上大学和工作定居在武汉,过去的经历里,他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武汉土著,并间歇感受到本地人的“排外”。

香蕉周刊乐队则与之相反,从出生到现在,成员当中的大多数都没离开过武汉,武汉在他们眼里,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总的来说是一个热情火爆的城市。

郭老师还算喜欢这个城市,但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典型武汉人。至于“朋克之城”是怎么被叫起来的,他有点困惑,“也许是在讲城市的性格?”,“朋克”在修饰城市的语境里,从一种状态或者文化,成了模糊的、听起来略等同于热情和火爆的形容词。 

在这个问题里,驚蟲乐队表现得比较“局外”,有两个成员是武汉人,因为现实原因需要待在武汉,另外三人表示“只是碰巧来到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似乎从未关心过这个问题,但说起“朋克”,春雷有明确的答案——把自己相信的事情做到极致了就是朋克,“武汉是不是朋克之城不知道,我们在哪都行。” 

要说城市对创作的影响,许多乐队从音乐表达上吸收的还是离当下环境很远的观念,没有什么是从武汉得来的,可毕竟在武汉生活,多少还是与这个城市有关,这似乎是武汉乐队抹不去的底色。去外地巡演,会不自觉地介绍“我们是来自武汉的某某乐队”,回到武汉,随着地理界线的回归、心理界限的消失,这种意识也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