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David Fear 编译:亨利周

2019年春,当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与Netflix高层会面时,他没有料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拍一部电影。诚然,以音乐录影带一鸣惊人的他,不仅靠《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社交网络》等作品成为好莱坞名导,还执导了开启流媒体时代的Netflix首部原创剧集《纸牌屋》。但从业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反抗——反抗预算不足,反抗题材被拒,反抗行业内的守旧派对于新兴流媒体的质疑。

在芬奇位于洛杉矶的家中,《Rolling Stone》与今年的奥斯卡热门电影《曼克》导演进行了两次两小时的访谈,话题从他对父亲(于2003年去世)的荧幕致敬开始,谈及了他在好莱坞的经历,因《搏击俱乐部》被惹怒的一位导演,以及电影行业在流媒体时代的未来。

《曼克》海报

RS:令尊是怎么决定要写《曼克》剧本的?

DF:我父亲给许多杂志供稿:《今日心理学》,《体育画报》,《读者文摘》。他在五六十年代写了本小说,然后又把它给烧了。他七十年代写了几部剧本,退休后想要挑战,跟我说:“我想再写个剧本。你想看什么故事?”

在我年幼时,他一直告诉我《公民凯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这好像是既定的事实,尽管我直到12岁时才有机会看那部电影。我们以前聊到《纽约客》影评人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文章《凯恩培养之路》(Raising Kane),他只说那部电影多厉害,多有影响,但从没提到过赫曼·曼凯维支(Herman Mankiewicz)的名字。所以我就说,“其实曼凯维支和威尔斯(Orsen Welles)拍《公民凯恩》时的摩擦,我很有兴趣。没人讲过这个故事。”然后他说:“噢。”谁叫他想要挑战呢!【笑】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写完。

RS为什么会写不完?

DF: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给我爸表演了个卡片魔术。他完全着了迷,为了弄明白原理,六七天都不吃饭不睡觉。《十二宫》里的罗伯特·格雷史密斯(Robert Graysmith)有很多个性其实来自于他。他容易陷进一件事,越跑越偏,结果什么都没做成。

RS:你有遗传他这一点吗?

DF:这种看法是过于简单的“玫瑰花蕾”(Rosebud)心理学【笑】,但也没有。我的职业感来自母亲:“不管你做什么,勇敢去做,不全力以赴永远做不好。”我父亲喜欢寻根究底。所以我想我从他们身上各自继承了22条染色体。

但他写了这个剧本…和那篇文章一样,都是诠释性的内容。现在我知道了电影是怎么拍的,我也就意识到凯尔的文章虽然精彩,但完全无法搬上荧幕。至于宝琳·凯尔对电影拍摄有多无知,那真的是说都说不完。但她的工作不是去了解拍摄的过程,她的工作是去评论和品味拍出来的成果。这一点我很明白。

我的父亲对于电影拍摄只是一知半解,要真的拍一部关于拍电影的电影,那还不够。他剧本里第一个攻击的对象就是美国导演工会。讽刺的是,我读到剧本的时候刚刚完成我在大制片厂的第一部电影《异形3》,他写的那种编剧构想被霸王硬上弓和我的经历完全相反。我说:“我觉得剧本把问题写得太简单了,以我最近给大制片厂拍大片,管理很多人很多事的经验来看,你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RS:有很多人会觉得你更像威尔斯而不是曼凯维支。

DF:我也这么觉得。

RS:你到好莱坞时已经有了电影之外的成功经历。你很年轻就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以及——

DF:——以及我还有山羊胡【笑】。我要特别澄清一点,因为媒体在这部电影上很纠结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奥森·威尔斯。我从来都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他是个天才,这部电影完全没有要否定他的天才。《公民凯恩》是奥森·威尔斯的杰作。但除此之外,肯定也有曼凯维支的杰作。拍电影是集体成果,就这么简单。

RS:不过现在有些导演已经成了品牌,你就是其中之一。

DF:一个人的名号有一定的意义。我去看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的电影是因为我知道肯定叙事行云流水。我去看萨姆·门德斯(Sam Mendes)的电影是因为我知道肯定很注重细节。但我指的其实是风格导演(auteur)理论下的幻想,意思是说,我在花岗石上涂涂刻刻,在开拍前的会议上揭晓,说:“这就是我的电影。我先回拖车了。”然后85个人都懂你的意思,开始执行你的“构想”。拍电影不是这样,光是我想可不行。更多是在于”我如何在允许的范围内,把故事讲好?”。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超过三次,那就很厉害了。

大卫·芬奇|加里·奥德曼 摄

RS:你接下《纸牌屋》的时候,有意识到你推动了电视的大变革吗?

DF:首先,Netflix从来没有打电话问我说:“喂,你要不要来参与一场行业变革?”。但我当时对更长的叙事有了兴趣,可能是因为《十二宫》受到了大众冷遇。我当时以为2小时45分钟不算太长,但显然是太长了。让大家去电影院看一部这么长的电影还是太难了…但一想到故事进展到三个小时后,突然发生一件事,让观众重新审视主角之一,我就有了兴趣。

RS:所以Netflix联系你时,你已经想要做电视了?

DF:我觉得我没法在传统电视台立足。我曾经有机会导演《朽木》的试播集。我去见了我非常喜欢的大卫·米尔奇(David Milch),当我读到剧本,我觉得“这不是电视,这是HBO!”【笑】我对那种构想很宏大的项目尤其感兴趣。确定要拍《纸牌屋》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我们想让观众觉得遥控器就是枕边书。有第一章,第二章…让观众想要来回跳转地看。

RS:那是“刷剧”(Binge TV)时代的开始。

DF:我记得当时还有人不满Netflix一次性放出十二三集剧。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AA)的人说,“我们想要引发第二天的讨论,我们喜欢HBO的模式。”我直说,“这其实是另一种讨论,讨论的是你看到哪一集了。”

《绝命毒师》播到第三季,我才第一次听说。我把DVR录满,一口气看了很多集,我就是这么看剧的。史蒂文·索德伯格冲我吼:“你现在回家,立刻看。”我才开始看那部剧的。所以我当时说,Netflix的观影体验应该要配合那些刚刚发现了一部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刷《纸牌屋》。

RS:你在职业生涯早期和一批导演定义了90年代的类型电影,在1999年达到巅峰——那应该算是1974年后美国电影最好的一年了。

DF:1974年有什么?

RS:《教父2》《唐人街》《视差》《窃听大阴谋》《曾经沧海难为水》…

DF:《教父2》还不错【笑】。好吧,我接受。

RS:99年有《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夺金三王》《木兰花》《校园风云》《黑客帝国》等等。你那个时候有觉得你在参与很重要的事吗?还是说你当时想的是,”我没有要进行什么革命…”

DF:“…我只想拍一部很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有多像同志片的小电影。”是第二种【笑】。我记得我当时看着预告说,“呃,我不确定你们锁定的世界摔跤协会(WWF)观众市场会喜欢我们贩卖的同性情欲。”

RS:99年确实像是一个特殊的节点,一代电影人紧扣时代精神,电影公司为之买单,观众大力支持…

DF:我不得不打断一下,观众并不是一直都支持。事实上,《搏击俱乐部》都没怎么公映,是靠DVD发行才勉强回本,因为DVD版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背景脉络,才是目标观众应该看到的模样。但我明白你想说的,我会尽量淡化我的个人失败来配合你的论点。

当时确实有很多筹备了很久的好电影刚好同时发行。你可以把它想成70年代华纳和派拉蒙正苦于不知怎么把年轻观众拉进电影院,然后一批年轻电影人刚好出现了。但我当时肯定没有和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晚餐的时候感叹说:“我们生得真是时候啊!”【笑】更像是我听他说,“我在拍一部大卫·罗素(David Russell)的电影…所有人都恨不得打一架。”我们当时面临着更大的问题,虽然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在1999年,我拍《搏击俱乐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RS:那部电影很受争议,有位导演甚至希望你得癌症!【2000年的《Rolling Stone》专访中,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说他看了30分钟《搏击俱乐部》后,“希望大卫·芬奇得睾丸癌。”】

DF:【笑】 对,听着,我经历过我爱的人患癌,我明白如果有人觉得…我当时不觉得我们在拿癌症康复者或病人开玩笑。我觉得原著作者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讲的是一个原本有益的环境可能会被渗透或滥用。我们讲的是榨取别人共情的行为。癌症很难。是非常不幸的事。至于保罗的话,我可以理解。如果一个人在情绪不稳的时候又刚好遭遇重大变故……我父亲的死就影响了我对死亡和病痛的看法。我父亲可能比保罗更讨厌《搏击俱乐部》。

大卫·芬奇|Gisele Schmidt/Netflix

RS:你对社交媒体的看法在《社交网络》后有变吗?

DF:我对社交媒体其实一无所知。

RS:你可能不太常用,但你拍了一部塑造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形象的电影。我想你肯定也在关注新闻:脸书放任监管甚至是故意放大虚假信息。你觉得社交媒体应该为我们如今的状况负责吗?

DF:审查是一个滑坡效应。我觉得如果有什么违背了事实,那人们指出来当然很好。但这句话怎么理解才是最难的。我已经快60岁了。我一直都相信新闻媒体,我不太用脸书,可以说从来不用。我不是说我的高中同学不好【笑】,我只是不太好奇他们现在怎么样。我把我的时间都浪费在别的事上,尽管可能也跟脸书一样蠢。

RS:你说过现在的电影要么就是“弹力紧身衣夏季”大片或“痛苦冬季”口碑电影,以及为何你的电影不属于任何一类。你认为你属于某种即将灭绝的导演吗?

DF:我不认为。永远会有人用各种新的方法尝试做同样的事,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新方法。导演电影有点像是画水彩,但是隔了三个街区,只能用望远镜看,然后通过对讲机指挥90个人一起拿笔来画。虽然听起来令人沮丧,但完成后也令人振奋。

我觉得今天电影的悲剧在于,电影至今不过100年,我们就觉得已经知道什么是电影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做到的不过是提升了看故事的体验,是一次又一次的《千面英雄》【指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揭示英雄原型的神话学著作】。我们不断讲述同一个故事,因为这是个有钱赚的骗局。但如果要说我们已经到达了电影能够到达的边界,能够让我们感受和讨论和极限,我会绝望的。我还没有绝望,我还很有信心,我觉得…我不想要更多讨论浪费在我说漫威想赚钱很不公平了。我对他们没意见,从来没有。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已死。电影没死。矿还没有挖完,宝藏还等着发掘,还有各种可以震撼、娱乐、激励、惊吓的方法,只不过方法变了。电影人也随之而变。我觉得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正在探索如何呈现故事,至少在短期内,会有很多新的可能。疫情持续得愈久,就需要愈多的可能。